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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且喜且慨。这些年中国人时兴的“全球购”尽管存在深层原因，部分国人喜爱外国“尖货”时兴“全球购”，这是毋庸否认的事实。

发达国家一些产品的确是好，除了科技，还有人的原因，就是对技术工人长期的重视和严格的培养。德国传统上的双轨制教育，把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称为在全球市场成功的重要保证。日本的很多产品质量好，也得益于产业中的“工匠精神”，日本拥有成千上万名高技术工人，他们高超的技艺是机器所无法达到的。

“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需要传统，要有文化习俗，另外还需要机制和政策。《洛杉矶时报》曾长篇报道一则故事来阐释美国技术工人的形成机制。丹尼尔·麦吉是一名高中生，当他表示对四年制大学文凭不感兴趣，父母表示理解，尽管他们一直希望儿子能获得大学文凭。麦吉认识到，美国技术工人大量匮乏，就业市场急需更多熟练工人填补高薪技术岗位。中学毕业后，麦吉就在当地一家金属部件生产公司当起了带薪学徒，除了学费及每小时38美元的学徒费外，该公司还给麦吉提供医疗保险和“401(k) 计划”(退休储蓄计划)，此外，培训一结束即付给他年薪5.824万美元。这比他大学毕业的哥哥花两年时间找到的广告业工作赚得还要多。

麦吉是这样谈论制造业技术工人的：“我要从事的不是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我的工作需要多年练就的技术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我有好岗位和很好的福利。我因此受人尊重。”

麦吉这几句话点中了要害。“工匠”不是人们概念中的普通“蓝领”、“工人”，所谓“工匠”是为生存而求精，所谓“精神”，即为质量而执着。 “工匠精神”意味着这位工人发自内心对产品的精雕细琢和追求完美，他在劳动的精益求精中获得丰厚回报和自我实现。

将“工匠精神”纳入中国发展和产业升级，确是亟待应对的重大课题。在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工匠精神”早已被传颂。《庄子》云“技进乎道”，我们也都熟悉“庖丁解牛”的故事，那种业务的游刃有余和工作的从容快乐，就是“工匠精神”的典型体现。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现代“庖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