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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拖一天，都四个月了，工资还没拿到手。” “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欠薪年年讨”，河南省高级法院今年末仅半个月时间就受理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6000余件，涉案金额3.14亿元。（12月27日《新华网》）

企业欠薪，另类讨薪，政府发文，已然成为一种程序上的标配，也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作为权利之痛，欠薪问题无疑表现最为突出，也最让人感慨莫名。而由讨薪所引发的绑架、杀人、暴力事件日益增多，成为社会管理的一大难题。很多时候，另类讨薪者虽然获得了外界的关注，然而却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受到了惩戒。年末岁尾的讨薪剧，如同一部被不断翻拍的连续剧，已让人产生了严重的视觉疲劳，同时让治理的成本越来越高。

行政的救济，司法的介入，及至欠薪成为“总理工程”。早在2011年，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称，治理农民工欠薪已经出台具体的时间表，争取在当年十个左右省份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明年实现一半儿以上的省份基本无拖欠，后年将会实现全国基本无拖欠的一个目标。结果，主管部门承诺2014年基本解决的农民工欠薪问题，至今依然还依然处于是“文件强调阶段”，时间也再度向后延长了６年之久。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农民工综合素质显著提高、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工资基本无拖欠并稳定增长、参加社会保险全覆盖。

特别是2011年5月1日，恶意欠薪入罪已开始正式实施，可以说是治理欠薪的手段已穷尽其法，但何以依然未能解决问题。其实就预防欠薪之下，一些地方有许多成熟而可行的经验，比如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在用人单位发不出工资时，就用保证金先行发放；比如建立政府性应急基金，在出现欠薪之后，由政府先动用基金进行发放，然后再启动追讨性程序；比如采取工资直发，由用人单位把资金交由第三方之后，直接打到每个员工的卡上。若再辅以司法诉讼上的简易程序，那么欠薪问题既有望实现标治，更可望达到本治。

欠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治理的责任与效率问题，唯有将劳动者的权利置于“首端”而不是“末位”，将其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末梢”，穷尽一切手段之后，追讨欠薪才不会成为公共管理者意犹未尽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