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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科级6000元，正股（副股）级3000元，合同工2000元……这不是发奖金，而是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募捐活动的“捐款参考标准”。这个由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局发起的慈善募捐，自本月8日开展以来遭到了来自镇政府基层公务员的“吐槽”——教育募捐竟设“最低消费”？（8月18日《广州日报》）

跟所有强制捐款的事后说辞一样：地方部门坦诚“标准”确实有，但只是“参考标准”而非“执行标准”，实际操作时“一切还是以自愿为原则”。这样的解释，不过“此地无银”罢了。既然自愿，何苦列个参考标准？

有趣的是，大朗镇教育局还解释了此“参考标准”的来历：“没说依据什么来定这个标准，有领导捐8000元，图个好意头，下面就一层层来……我们也只是倡议而已。”好在领导捐的是8000元，要是一高兴捐个几十万，那下属都别活了，砸锅卖铁也来不及。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层层定价的捐款通知，究竟是不是“领导意思”、领导有没有权力表达这个“意思”？二是如此揣摩“领导意图”的通知，执行走样中的“理解错误”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再说，明知走样而不闻不问，是否视同心照不宣的默认？

教育捐款，立了自愿的牌坊，又私下走着强制的路线。行政偏好如此分裂，权力公信如何不斯文扫地呢？好在一切有迹可循，“最低消费”也是究责的举报信，看看在若有似无的摊派事件中，究竟还有哪些失范的“错误理解”在长睡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