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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日在安徽阜阳市文峰巷附近，一名1岁多男童遭遇车祸，伤势严重。事发后，肇事司机抱着男孩试图向附近法院警车求助却遭拒，孩子最终抢救无效离开人世。7月3日，阜阳颍州区法院对此做出处理：当事驾驶员柳某被解聘。法院方面认为，柳某“未主动下车查看情况，缺乏群众观念，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现实地看，涉事法院能对所属警车的“见死不救”行为及时回应，相比许多类似事件“不了了之”的结果，不乏值得肯定之处。但若站在法律角度审视，对该事件的处理仅止于解聘驾驶员，且将责任在“缺乏群众观念”中模糊化，仍让人难以信服。

应看到，依据《警车管理规定》，包括法院所属在内的警车，都“应由警车所属单位的人民警察驾驶”，这意味着，警车与警察实际上是二位一体、不可分割的。而根据《人民警察法》，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当立即救助。这危难情形，也包括车祸后的严重受伤。也就是说，面对公民的“危难情形”，“立即救助”实乃警车的法定义务。而“危难情形”，也应包括车祸后受伤严重的情况。实质上，就从人命关天的伦理角度看，警车也不该对濒危的男童拒绝救助。

而警车“见死不救”后，仅止于解聘驾驶员，也有些轻飘飘。依据我国《刑法》以及最高检针对“玩忽职守罪”的相关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死亡1人以上，应予立案。在此案中，柳某或对男童死亡有间接过失，其责任也值得细究。

值得一提的是，从当地法院的处理措辞来看，当事警车的驾驶员，很可能并非真正有资格驾驶警车的人民警察（法警）。若果真如此，让非警务人员驾驶警车，法院有关管理人员也该依规担责。

针对政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年初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曾强调了四个“决不允许”，而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便是，“决不允许对群众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在此情境下，当地法院警车对生死系于一线的男童漠然置之，显然该有更合理的处置，也应被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