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明

“我该怎么办？”26日零时18分，湖南长沙一位小学教师谭双喜把自己的工作调动通知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按照长沙天心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通知，这位小学高级教师要在下周一到拆迁指挥部报道，任务是劝婆婆配合拆迁。目前，官方撤掉了这份通知，并口头通知谭双喜回学校上课。

随着法治进步与舆论监督的深入，类似于断水断电、半夜偷袭一般的强拆路线，如今虽未绝迹但已很少见；不过，拆迁工作的刚需仍然存在，于是强拆演变成“亲情逼迁”——用家庭捆绑与株连的方式，去推进拆迁工作的开展。

这样的“亲情逼迁”，从实质上来说，与暴力拆迁并无二致，都是有悖法治精神的。比如在法治精神上，无论是无罪推定的原则，还是“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修正，都是一种人性关怀的体现，也是在传承亲情伦理。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法治精神在基层，似乎并没有被感知、被运用，所以“亲情逼迁”才会层出不穷。“亲情逼迁”比强拆还多了一重“罪”，那就是其潜藏着撕裂亲情的风险。

如今，这份要求“亲情逼迁”的通知已经撤掉，但遗憾的是，没有诚意的官方纠正，仍难以给公众信心，要消除基层官员的人治意识却很难，要消除他们的株连意识更难。“亲情逼迁”，一方面见证权力不受约束，人治因素甚浓；另一方面也见证一些官员的法律素养明显不够，或者说是对法律缺乏足够的敬畏。

就此事而言，撤销通知远不是终点。对“亲情逼迁”操纵者的无视与宽容，就是对人治、对不敬畏法律的间接纵容。